失落的笔记本 (第2/3页)
一种猜测，到底是怎么掉了，现在没有工夫去研究，要研究的是，可能落在什么人手里。 这不外乎两个结果，一是有人蓄意来偷他的笔记本，那么，今晚上被捕，就是必然之事；一是无意中失落，恰如塞翁失马，消除了唯一的“罪证”，出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条生路。 于是，他将原来准备从容就义的想法改变了，除非他们拿得出证据来，他将不会承认什么！ 果然，他们拿不出证据，陈振声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增加，咬着牙关忍受笞挞及疲劳讯问。大约半个月以后，非常出人意料地，竟被允许接见来探问他的人。这个人，是丹珍。 “你好吗？”丹珍眼圈红红的，可是嘴角上挂着比哭还要令人难受的笑容。 “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他说。 丹珍对监视着的人看了一眼，微微摇头，似乎有不便回答的神气。 他知道她有许多想问而不便问的话，譬如挨打了没有？挨饿了没有？到底你是不是“重庆来的”等等。于是，深深地投射以感激的一瞥，表示了解和安慰。 “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，正在替你解释。你放心，不会有多大问题的。” 他点点头，仍旧不能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却另有一种酸楚，不是可怜自己，而是可怜丹珍。 彼此这样凝视着，加上监视的人的冷眼，陈振声感到空气似乎僵化了，必须得找些话来说，才可以把时间延续下去。 “维拉该生了吧？”他忽然想出这样一句话。 “生了，生了三只小狗。”维拉是丹珍心爱的一条北京狗。 “将来送我一只来喂。” “你不早说，让人要了两只去，现在只好把我自己留下的那一只给你。” “那何必——”陈振声忽然没有意绪再说下去。生死莫卜之际，居然那样认真地来讨论一只小狗的问题，不是太可笑了吗？ “喂，喂，时间到了，你该走了！”监视的人吆喝着说。 丹珍留下了她带来的食物，带走了怅惘不舍的神色。而陈振声却有了许多事可想，在漫漫长夜之中，似乎更感到时间的残酷。 然而，他真没有想到，他会很快地恢复自由——有限度的，他为丹珍的父亲所保释，并且限制了居住的地区。说得更准确一点，是住在丹珍家里。过去的关系当然是被隔绝了，一方面他知道他被监视着，不许再跟任何他们所怀疑的人接触；另一方面他觉得有不为丹珍父女找麻烦的义务，因此死心塌地守在丹珍家里。不久，他们结婚了。 婚后，他又比较自由了一些。但是经过那一番波折，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已经风流云散，只有吴沛炎是他能够找到的。据吴沛炎说，在他被捕的同时，有他一个系统上的两位同志也出了事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此外还有一个杨毅失踪，但是可以确定，绝非被捕，那么他的失踪就很值得让人怀疑了。可能这一次的案子，就是杨毅捣的鬼。 然而，十六年后的杨毅，亲口否认了！杨毅所说的经过也许牵强离奇，只是谈到“关系”的话，他不能不在内心做冷静的检讨。那两位跟他同时被捕，最初下落不明，胜利以后才证实了已经殉难的同志，是他的“关系”，在那笔记本上，就记载着他们的电话号码。因此，在事实真相无法彻底明了以前，他不能说他毫无责任。 失落了那笔记本，一直是他内心的隐痛，因为那是工作上不可原谅的过失。而以现在的情况看来，失落笔记本又似乎不尽是一种过失，竟是破坏组织、葬送同志的罪恶了！ 他的远祖是明末的遗民，他的父亲是创造民国的革命先烈，传统的荣誉感在他的血液中沸腾起来。他不安极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来澄清自己的疑虑。 两天过去，他照照镜子，脸色灰白得可怕。 这天是星期日，他早就许了愿，要带孩子们到郊外去，丹珍亲自准备好了野餐。但他坐在沙发上老不想动，孩子们一遍一遍来催，最后终于惹得他不耐烦了。 “吵什么？”他粗暴地骂着，“不去了！” 孩子们从没见过他这样子，一个个吓得哭了起来。丹珍赶了出来。 查问原因，陈振声非常懊悔，终于还是开了车子，带孩子们到郊外去玩了半天，但始终提不起兴致来，太阳还挂得老高，就开车进了城，让丹珍带着孩子们去看电影，自己回家休息。 “振声，”这天晚上，丹珍打发孩子们睡了以后，跟振声坐在一张沙发上，温柔地说，“你这两天神气不好，是不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心事？” 他一向不愿意在丹珍面前透露任何足以引起她忧虑的事，但如果她要发现了而来问他，他也一向没有不肯跟她公开的习惯。于是他说：“我也正想跟你研究一下，可是……”他一时不知从何谈起，想了一下才问：“当初老太爷救我，是走的谁的路子？” “你怎么忽然问到这个？”丹珍似乎很诧异。 “当然有道理的，回头我再告诉你。先答复我的话，让我把前因后果好好整理一下。” “你不是知道了吗，走的姓任的路子。” “他们怎么肯放我呢？” “振声，你不觉得你的话可笑？”丹珍说，“自然是因为走了路子，日本宪兵队才肯放你。同时，因为你没有证据落在他们的手里，否则也不会那样顺利。” “那么，还有两个人呢？”他自语地问。 “还有两个什么人？” “跟我一个系统上的。” “我怎么知道。” “你有没有听老太爷说过，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？” “没有。” “这很奇怪。”他沮丧地说，“我的问题恐怕没有办法解决了。” “到底什么问题，你还没有告诉我。” 于是，他把他的疑虑都告诉了丹珍。 “哪有这种事？”她用一点都不相信的语气说，“你真是自寻烦恼。” “你不了解它的严重性。”他摇摇头说。 “事情都过去十年了，有什么严重不严重！” “话不是这么说，良心的责备，往往比法律的制裁更厉害。如果说那两位同志是由于我的过失而送了命，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，晚上能睡得安稳不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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